“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中国数千年文明史，总有许多这样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一生、九死不悔的人，他们推动着中华民族奋勇向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发明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刘松泉，便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

他在祖国百废待兴之际，从繁华的南京举家迁到偏僻且落后的海南儋县联昌，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大力发展祖国橡胶事业，无私无悔地奉献自己的毕生智慧。1990年5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视察热作“两院”时说：“刘松泉老教授，你艰苦创业、献身科学的可贵精神，我听了很感动。你们第一代橡胶科研工作者劳苦功高，为国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战乱中求学矢志报国

1921年，刘松泉出生于浙江平湖。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带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在彼时战乱频仍、外强入侵、内忧不断的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刘松泉从小亲历国家动荡不安，百姓苦不堪言，战争炮火不断。他矢志求学以救国，冒着生命危险，辗转读书上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年仅16岁的刘松泉独身冒死离开家乡到丽水求学。

1937年11月5日，日军偷袭杭州湾，平湖是日军登陆点之一。家乡沦陷后，在外求学的刘松泉经济来源断绝，靠校友和学校的救济继续学业。后来，为了学生安全，学校不得不提前发放高中毕业证书，刘松泉跟着逃难的人群仓惶出走，每天步行40千米，弄丢了棉衣棉被，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的衣物，饿了啃干粮，渴了饮山泉水，夜晚只能钻进稻草堆里取暖过夜。

时局维艰，难坠少年刘松泉的青云之志，他后来逃到江西，考上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农艺系，虽有助学金，但只够温饱。聪明的刘松泉想出了在校园内垦荒种菜维持生活的办法。没钱买衣服，他常年仅穿一件毛衣和一条短裤，赤脚穿木屐，度过零下3℃的南方寒冬。尽管他大学四年间战乱逃难两次，还是捱到了毕业。

1946年8月，刘松泉到上海国立幼师学校任教。在上海三年期间，他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在党的关怀下，到南京农学院执教。

除了少年时代为躲避炮火，到处辗转求学的经历外，还有一件事坚定了刘松泉的追求和信仰。解放上海的战役中，刘松泉看到解放军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宁愿自我牺牲，也不使用大炮和重机枪，让他毕生难忘，成为他后来一生为新中国重要战略物资——天然橡胶开展科技攻关的源源不绝的精神源泉。

肩负使命举家迁海南

新中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党中央决定扩大培植橡胶树，集中力量在华南大力植胶。   

 1951年11月，华南垦殖局在广州成立，由叶剑英元帅兼任局长，统管华南植胶事业。苦于无橡胶科研支撑，中央计划筹建科研机构——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   

当时，刘松泉是南京农学院农学系的讲师，已经结婚生子，生活舒适稳定。当听到国家号召要求知识分子为国分忧时，刘松泉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过去的苦难经历、屈辱的逃难生涯一一浮现眼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刘松泉深知自己责无旁贷。他说服爱人周长园，于1953年4月带领全家离开南京，到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工作。   

研究所设在广州沙面原英国领事馆内，研究对象是橡胶树，在这之前，刘松泉从未听说过橡胶树，只能从头认识、学习橡胶树相关知识和技术。为了让科研更贴近生产，研究所认为橡胶科研要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道路，决定从调查橡胶园着手开展科研。   

1953年7月，全所人员分几路出发到海南老胶园调查研究，那时的海南交通、生活都极为不便，研究所规定出差都要带蚊帐、油布、大雨伞等行李，以便在无人烟的荒郊野地露宿。刘松泉被安排到海南那大的调查队伍中，同时他还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接管海南垦殖分局建在儋县那大联昌的橡胶研究站（即后来的联昌试验站）。   

刘松泉在回忆录中写到：20世纪50年代，海南岛内岛外的交通设施落后，没有飞机，从广州到海南，要先坐车到海安，再乘船到海口。广州到雷州半岛是泥路，汽车开过红土飞扬，大家坐在敞篷车内，走了三天，到海安港个个成了“红毛鬼”。从海安到海南要过琼州海峡，一天只有一班轮渡。为了赶时间，大家坐很小的机帆船出发，船小不扛风浪，航行中，海浪不断拍打船顶，船身左右摇晃、剧烈颠簸，大家都（被晃得）吐黄水，航行五小时才到岸。   

刘松泉一行坐最原始的汽车——木炭车从海口去儋县那大，走曲曲弯弯的泥路。木炭车里放几排长凳，用手摇鼓风机鼓风，然后泼上水、产生蒸汽才能发动前进。木炭车的动力很小，时速不到30千米，遇到上坡，司机要停下用三角木块垫住后轮，再反复大力摇几次鼓风机，气足了再爬坡。所以，从海口到儋县那大他们足足走了2天。这样落后的海南，远远超出了刘松泉的想象。   

更糟糕的是到达后，调查队伍才发现，那大当时贫穷落后得还不如内地农村，全是低矮茅草房，没有旅店，饭店也很少，吃住难以解决。刘松泉和同事干脆直接去联昌接管那大橡胶研究站，结果到研究站后才发现，研究站最好的楼房是一座炮楼，另外还有一间大草房，既是实验室又是集体宿舍，工作台、床铺都是用对半剖开的竹子在泥地上搭起来的，非常简陋。   

然而，这些困难吓不倒他们，刘松泉带领调查队伍在联昌住下，以此为站点，到海南大大小小的橡胶园去做调查，寻找高产橡胶树，年年都要在广州和儋县联昌站之间往返，每年有八个月的时间在海南搞调查。   

1957年，研究所党支部号召党员带头到最艰苦的基层去工作，从而加强基层试验站的研究力量，当时已是副研究员的刘松泉被任命为第四届联昌试验站站长。经过一番考虑，刘松泉认为自己从1953年起，年年都要到联昌试验站工作，吃苦惯了，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可妻儿为了他已经从南京到了广州，现在又要跟自己一起到联昌那么艰苦的环境去生活，一想到还有儿女受教育等问题，刘松泉本来准备好了做妻儿的思想工作，没想到的是，她们都表示愿意和刘松泉一起到联昌站生活，大力支持祖国橡胶科研事业。   

1957年4月，刘松泉又一次举家南迁，那年他最大的孩子刘康星11岁，最小的2岁，4个孩子与母亲一起，他们从繁华的南京迁到广州沙面，再从广州迁到当时很偏远的海南儋县。

在草房研究站搞科研

刘松泉刚到联昌试验站时，那里几乎就是一个草房研究站，除了低矮的茅草屋和草屋里竹子搭的工作台、床铺，一穷二白，他和同事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调查队伍有几十人，茅草房不够住，只好临时在老胶园里搭帐篷，支起帆布床和小帆布凳，用于大家的工作和住宿。在这里，刘松泉和同事们从零起步，开启了对橡胶树选育种、生理割胶、土肥管理、病虫防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为我国橡胶科研铺路奠基。    

当时，联昌试验站的四周被粗大的刺竹林包围，特别阴湿，老胶园中的杂草比人还高，中间藏着多种蛇类，如一二百斤重的大蟒蛇、追着人咬的滑鼠蛇、剧毒的竹叶青，尤其竹叶青通体青绿，经常缠绕在茅草丛上，很难分清蛇和草。    

为此，刘松泉向当地的蛇医和草药医生学习，学会了用草药治疗被毒蛇和蜈蚣咬伤的有效办法。但是，在联昌站还有比毒蛇、蜈蚣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恶性疟疾。一旦感染，青壮年病后发两次高烧就会丧命。刘松泉和同事接管联昌站的前两月，就看到一位老工人因虐疾死亡。直到1954年，国家卫生部派专家到联昌站，协助防治疟疾，这种情形才逐渐改变。经过努力，大家在联昌周围4000米范围内，消灭了疟疾，联昌站也在大家的努力下，盖起砖瓦结构的实验室和少量宿舍。    

刘松泉他们还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牙拉河阻隔了联昌站与外界的联系，遇上台风季节，河水上涨，联昌站对外交通几乎完全断绝，粮食不能及时供应到位，全站人只能用南瓜、甘薯、木薯、野苋菜等充饥。    

有一次，牙拉河河水上涨多日不退，存粮吃完。为了运粮，刘松泉带着站里的年轻人来牙拉河边，在两岸两株大树上绑起钢丝绳，每人腰上绑上铁桶，手攀钢丝绳，下半身浸在河水内，一步一步攀到对岸，然后步行10多千米到那大，领到粮食后，雇车运到牙拉河边，又一手扶着装有大米的铁桶，一手划水把粮食送过河去，这样来回多次，才能运完。直到1955年，研究站找到一条旧铁轨，在牙拉河支流上架好两座桥，解决了联昌试验站对外交通问题，生活工作条件才有所改善。    

1957年，刘松泉一到任，就测绘了联昌试验站3000亩地界图，接收西庆农场两个生产队，合并成立三队归站领导，并开通了公路。当年，联昌站又建起一批宿舍和一座外国专家招待所的平房。    

1958年3月，研究所全部搬到联昌。联昌站一下子增加了160多人，作为研究所唯一的基地，大家只能克服困难，挤着住下。一间15平方米的房间，中间拉一块帘布就要住上两家；有些人实在没有地方住，就住进茅草盖的小厨房里。当年，老天好像有意考验这批知识分子，刮起一场10级以上的强台风，当时山洪爆发，大水冲进宿舍，家里的木箱、凳子都被冲走。站里开辟的三口鱼塘也受洪水冲击，堤坝全部崩塌，鱼都被冲进了胶园里。台风过后，大家一起清理胶园和住所，晾晒衣物。很快，又接到上级下达的任务，要求联昌站在500亩老胶园采集20万斤橡胶种子，供农垦部门育苗。党支部十分重视，动员各家职工大小一齐出动，都到胶园采种。于是，年轻的爬树采果，年老的砍平高草，小孩子就在地上拣新鲜种子。经过10天的昼夜奋战，终于圆满完成了上级安排的任务。    

1958年，华南农学院在宝岛新村开办海南分院，该校只派了7名教师，其他教师全部由研究所科研人员担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所党委提出“一统四包三结合”的方针，就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研究人员包研究、包教学、包生产、包推广，科研、教学、生产三结合。科研人员既搞科研又当老师，和刚来的学生一起割茅草、编茅片、搭屋架、糊泥墙，几个月内就盖起一所茅房大学（即后来的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当时学生一边上课，一边参与科研，还跟工人们学习芽接、授粉、割胶技术，培养动手能力。

为实现橡胶良种化做贡献

我国橡胶种植最初的方式，是爱国华侨从东南亚国家带回橡胶种子和橡胶幼苗，在云南和海南种植。据资料记载，1904年，刀印生从新加坡引种橡胶苗到云南盈江种植成功；1906年，何麟书在海南岛乐会县建成琼安胶园；1907年，区慕颐、何子春从马来西亚引种胶苗建立侨兴胶园。到1949年，海南岛共建立了383个小胶园。    

但是，这些橡胶品种引种时较随意，种植多年，又加上胶园管理技术跟不上，品种退化，需要从中选择高产母树育种。1954年，刘松泉带着一支选育种队伍，分片进入300多个小胶园挑选优良母树。当时，汽车只能到达大的市镇，到小胶园还得背上几十斤重的行李，每天步行二三十里路。饿了，吃随身带的甘薯、木薯、咸鱼片；渴了，喝凉开水、井水；困了，晚上找个破庙、祠堂，将地面扫一下，打开行李，铺上大油布，挂上蚊帐席地而卧。就这样，1954-1957年，刘松泉和同事们共选出2000多株优良母树，为后来开展橡胶无性系繁殖储备了丰富的种质基因库。    

20世纪60年代，刘松泉、谢邦正等分别被派到我驻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大使馆，1960-1962年，刘松泉在我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任商务秘书，专门学习橡胶等热带作物的种植技术。刘松泉更是多次出访法国、马来西亚、巴西、泰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学习国外先进的橡胶种植管理方法。    

回国后，刘松泉为了把良种尽快推广到生产中，带领育种组的科研人员一手抓种苗的快速繁殖，一手抓品种适宜性试验，将良种的年增量速度从20倍提高到200倍，并在全国垦区建立了21个适应性试验区。    

33年选育出6个橡胶良种橡胶树是常年生乔木，其选育种周期特别漫长，且其常规选育种工作只能在海南进行。    

刘松泉自1953年开始从事橡胶选育种，每年都在二三十米高的胶树上进行人工授粉，授粉架有三层楼那么高，高空授粉工作既艰苦又危险。橡胶雌雄花在不同时成熟，到了授粉季节，刘松泉每天上午7-9点上树采雄花，将其放进有湿棉花垫底的小竹筒中，盖上盖子；10点就带上水壶、干粮，把小竹筒套在脖子上，带把小镊子，爬到竹架上寻找含苞待放的雌花进行授粉。每天从清晨开始，直到下午2点采粉、授粉工作才结束，中午饭也只能在授粉架或橡胶树上啃几条木薯，喝口凉白开。遇上雷雨季节，一声雷响，人还来不及下到地面，就被倾盆大雨淋得湿透。    

1957年，经过长年研究观察，刘松泉提出幼态发育研究课题。此后，他针对此课题锲而不舍坚持研究33年，终于在1990年完成阶段性研究，初步得出幼态无性系比其老态无性系高产50%，生长快约25%的结论。这一阶段性成果为育种工作开辟了新途径，获农业部1991年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所谓的幼态发育，是指橡胶树干割胶低部位是发育阶段的幼态部分，而树冠高部位则属老态阶段，两者是不同发育阶段，产量不同，幼态的高产不能由老态无性系表达。经过多次实验，刘松泉证实无性系的产量和树冠割胶部位的产量呈极显著的相关关系。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刘松泉另选250株高产树，注重树冠部位产量鉴定,再将高产胶树选出来繁殖无性系。幼态芽接能遗传母树的产量和其他性状，但是芽接成功率很低。他通过查阅国外文献了解到，只有3年生幼态树基部取芽而芽接成功的事例，对于年龄再大的树，因树皮太厚无法取芽。    

为了突破这一技术难关，刘松泉和工人们一起商讨如何才能从6年生树取出休眠芽，大家反复研究、集思广益，直到1974年，终于设计出一种打芽器，成功地从8株6年生树基部取芽芽接，再从同一株树4米高的树干上取芽芽接，培育出8株树的低高部位芽芽接树。刘松泉称之为幼、老态芽接树。通过多年研究，刘松泉掌握了繁殖幼态无性系的方法，可以长期保持繁殖产量不变，平均产量比普通实生树高28.6%，达到国外高产品种水平的有28个，高产品种选出率提高到11.2%。1984年，刘松泉在国际会议上宣布将从6年生橡胶树基部取芽芽接成功的研究结果时，立即引起与会专家重视，许多国家纷纷要求刘松泉传授取芽方法。    

于是，橡胶科研部门基于这一理论，以试区中选出0.1%的高产无性系为亲本，进行杂交和无性系繁殖，经过数十年努力，将普通实生树株年产干胶1千克提高到3~4千克，最高产可达6~8千克。1962年，在全国橡胶育种工作会议上，农垦部提出要在国内外优良无性系的基础上，交替进行有性杂交和无性繁殖，培育我国高产品种。全国使用优良国外无性系和国内抗风、抗寒性能强的无性系杂交育种，使全国橡胶产量从普通实生树株年产1千克提高到3.2千克。北部有寒害地区国外品种GT1、ⅠAN873，南部风害地区国外抗风高产品种PR107，以及轻灾地区国外高产品种RRⅠM600成了当家品种。    

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刘松泉是33年磨一剑，他带领的育种课题组先后成功培育出“热研88-13”“PR107”“热研7-33-97”“热研2-14-39”“热研7-20-59”“热研44-9”等系列新品种，使我国橡胶产量提高1~2倍，为我国橡胶育种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虽然我国橡胶选育种工作起步比国外晚30年，但是在刘松泉等老一辈橡胶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差距逐渐拉近并实现超越：橡胶花药体细胞植株诱导、培育三倍体方法、苗期产量预测、幼态无性系培育等课题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

“你为国家做了特殊的贡献！”

刘松泉一生钟情于橡胶事业。他在大学所学专业是园艺，改行搞橡胶育种后，通过刻苦学习，他很快就掌握了育种专业的相关知识。为了阅读国外文献资料，他通过自学熟练掌握了英语，在国际会议上能够用英语流利地宣读学术报告。为了更好地了解国外橡胶科技动态，60多岁的他又自学了法语。甚至在69岁时，刘松泉仍然和中青年科技人员一道，头顶烈日，爬山越岭，深入橡胶林开展品种调查汇评，大力推动胶园更新、推广新良种。

刘松泉和所有老一辈热作科研工作者、热作垦区干部职工，奉献青春热血，穷尽一生心血开创了祖国的热作事业。他们将我国的橡胶产业从1949年之前的3.63万亩、年产干胶199吨，发展到1990年的902万亩，列世界41个产胶国家的第四位，年产干胶26万吨，位列世界第五位。

他参与的科技攻关项目“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作为主要完成人的“橡胶树优良无性系的引种、选育和大面积推广应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半个多世纪以来，多位国家领导人都前往中国热科院视察，对刘松泉等老一辈热作科学家给予极高的评价和肯定。

1960年2月9日，周恩来总理视察中国热科院，和全体干部师生在研究大楼前合影留念，刘松泉的大女儿刘康星就坐在总理左前侧。

1990年5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视察热作“两院”。刘松泉代表中国第一代橡胶树科研工作者向其汇报了中国热科院艰苦创业的历程和为橡胶事业做出的贡献。江泽民听后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应该将这些情况好好给青年一代讲一讲。

为科研延续无私传承

作为在社会上知名度较高、取得过重要科学研究成就的科学家，刘松泉甘愿为中青年的科技人员脱颖而出作人梯，好让橡胶科研队伍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刘松泉对中青年科技人员一是信任，二是严格要求，20世纪60年代，他就对育种科技工作者言传身教，提出“四会”要求：会芽接，会人工授粉，会识别品种，会搞田间试验设计和材料的统计分析。他还热情关心帮助年轻人，有的科研人员生病了，刘松泉会主动上门诊病给药，甚至熬好药汤送到病人面前。有时因试验需要，刘松泉的助手中午不能回家，他就陪伴在旁，买来速食面，烧好开水。同事们在专业上有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帮助。

经刘松泉翻译收集的资料达几百万字，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整齐地放着几十本笔记本，记录着他查阅的大量国外文献资料和深入到生产第一线调查研究所记录的大量详细资料。生命弥留之际，他心里还想着橡胶育种研究的课题，还想着如何将数十年的研究所得传承下去，他把几十年查阅文献及外出调查研究记录的174个笔记本、文献资料交回给中国热科院橡胶研究所，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科学参考和理论依据。

生命最后的日子里

刘松泉乐于助人，他跟着老中医岳父学医术，常帮人免费看病，来找他看病的人有领导、普通干部、工人和家属。为了方便病人，他从有限的工资中，每个月拿出几十元钱，在家里设立了小药房。有人来看病时，他将处方连同中药一起送给病人，不收取任何费用。

刘松泉一生廉洁，生活十分简朴。生活用品是他平时因陋就简、修旧利废制作的，最简单的木制家具，用得破破烂烂还舍不得丢，坏了刘松泉就自己修好。他因此学会了做木工活，还学会了修理收音机、钟表、钢笔……就连装各种荣誉证书、珍贵相片的袋子，也是一个装过化肥的塑料袋改装的。

1984年，世界银行专家林保罗先生要到刘松泉家中拜访，他才买了一套木沙发，一直用到去世。他多次出访法国、马来西亚、巴西、泰国、斯里兰卡等多个国家，可他从不住豪华宾馆，从不上高级饭店，只到我驻外大使馆招待所食宿。1980年他到马来西亚参加亚太贸易发展会议，主办方把他与其他外国专家一起安排在一家豪华大酒店，一天食宿费250美元。刘松泉婉言谢绝，为国家节省2500美元住宿费，回国后如数上缴。

他常说：“中国还没有到享受的时候，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很危险……”在科研工作中，刘松泉也十分注意节约，他的课题组1981年成立，借用其他课题组实验室开展工作，直到1986年才建立一个实验室，就为了省些经费来支持田间试验。有一次上班途中经过垃圾池，他见到一个10毫升的玻璃量筒，筒底破裂，便捡回家将破裂处粘好送到实验室，这个量筒至今保存在实验室。

有段时间，院里规定每烧一瓶煤气可以补贴20元。刘松泉却对妻子周长园说，多拾些木柴烧饭，少用点煤气。妻子以为刘松泉要把省下的煤气送给女儿家烧，便让女儿按月将父亲节余的煤气罐拿回去。刘松泉知道后，语重心长地对家人说：“这是国家的关怀，我多烧柴少用煤气，是想为国家节省点钱，子女不能沾这个光。”

刘松泉去世后，妻子周长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拎着那个盛过化肥的旧塑料袋，里面装着丈夫荣获的各级荣誉证书、奖状、奖章，还有与中央领导同志座谈的合影照片。周长园感慨地说：“老刘住院前想买只箱子，把这些珍贵的奖状、证书和他的论文、研究资料好好保存起来，住院后又不让我买箱子，说是要把这买箱子的钱省下来治病，尽量少花国家的钱。”

由于为祖国橡胶事业呕心沥血，加上饮食起居过于俭省，刘松泉生病了。1991年9月，他带病赴京参加全国农业会议；10月，他继续带给入学新生和青年教师、科研人员做报告，介绍自己40年“宝岛生根儋州立业”的创业历程，使年轻人找到了奋斗的目标和人生的意义。

可他的病日益严重，疼痛迅速扩展至全身，笔拿不住，书翻不开，字看不清，他还坚持让助手扶他进实验室工作。1991年11月，刘松泉不得不暂时放下他的研究课题，到广州住院接受治疗。医生诊断为癌症晚期，他的生命只剩两三个月的时间。

从广州确诊回到海南后，刘松泉被安排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康复中心住院。可他说：“不行，我要回‘两院’去，哪怕躺在‘两院’里，我还可以指导助手研究工作，还可以为橡胶科研工作出出主意。”最终，刘松泉被送回热作“两院”，他满脸病容的脸庞上洋溢着笑容。

陪护在病床前的刘松泉外孙张权说：“刘老在海南人民医院康复中心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原因是他不愿国家为他花太多的钱。”

妻子周长园更理解丈夫的心：“为国家省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还拼命想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

刘松泉在顽强地和病魔进行斗争时，仍然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1991年10月份起，刘松泉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工资从300多元涨到492.9元。

拿到第一个月的特殊津贴后，刘松泉便找到党务干部占赛荣，递上党费证和工资单，让他帮忙计算每月党费该上浮多少。

占赛荣感动地推开刘松泉的手说：“您还重病在身，上浮党费的事不用着急。”

刘松泉一把攥住占赛荣的手，严肃而恳切地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我这一辈子连生命都是共产党的!”

“刘老，我理解!”占赛荣眼含热泪地接过刘松泉那用过44年的党费证,他反复计算后得出这笔党费应是7.8元。刘松泉交了10元党费，高兴地走了。

1992年春节，刘松泉重病无法行走，不得不再次入院，他忍着巨大疼痛、颤抖地从枕头下取出党费证，双手捧到女儿刘康星面前，让女儿把2月份的党费交给党组织。

1992年5月20日，刘松泉病逝。他一生主持和参加编写、翻译出版的科技著作、手册共有6本，发表学术论文与科学报告20多篇，取得了18项科研成果，有两项分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他的一生是为我国橡胶育种事业奋斗的一生，是我国橡胶科研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为橡胶育种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远载入中国橡胶科技事业史册。

 原载于海南省科协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JBpMSDMS3ayEFvKW2Y0T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