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上半年，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两院前身）胶乳室的同志顺利完成了膏化法浓缩胶乳的研究制作任务，填补了国内没有这种橡胶原料的空白；但是，有了这种胶乳原料后，如何利用它进一步深加工，加入各种配合剂，配制成某种胶料，进而制造成某种胶乳产品的技术问题，在国内又是一个空白。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需要各种胶乳制品技术。因此，填补这个空白，就是接下来的研究工作任务。按当时我国科研系统在国家各部门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能来看，轻工部北京工业试验所的橡胶组（现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前身）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此项研究任务。可是那时该所刚成立不久，要进行此项研究，其橡胶组的研究力量尚不足，于是要求我们华南所支援。我所彭光钦副所长从大局出发，毅然答应了北京所的要求，随即派我与孟庆岩、吕泰广、周宏庆等4人于1954年11月到北京，与该所橡胶组部分同志组成了协作组，共同进行浓缩胶乳制造胶乳制品的试验。恰好就在此时，国家制订了内紧外松的计划生育政策，由政务院（后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直接抓有关贯彻落实工作。他下令给轻工部，指示要北京工业试验所尽快完成用浓缩胶乳制造避孕用具——男用避孕套、女用子宫帽——技术的研究任务，而且要求在产品工艺研制过程中应边做试验、边给设计部门提供设计数据，边由生产部门准备建厂。可是当时，我们作为协作组成员，都既未学过胶乳制品专业，也未从事过相关工作，而且手头可参考的技术资料也不多；工艺试验的设备还须自己设计、制作；检测仪器也须不断完善、补充。就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动脑筋、想办法，千方百计地克服各种困难，争分夺秒地艰苦奋战。当时，轻工部负责监管此项目研究、设计的林文彪总工程师对工作抓得很紧，经常打电话到北京所催问试验进度，并不时来现场亲自督战。……在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经过8个月的紧张战斗，我们终于在1955年下半年基本完成了避孕用具制造工艺技术研究的中试试验。此时，由于工作需要，我所武树藩副所长将我们调回华南所，分配新的任务。
　　我国首家胶乳制品厂——广州十一橡胶厂，根据我们协作组不断提供的试验数据和技术资料，1956年终于建成并顺利投产了！此后，我国胶乳制品工业逐渐发展壮大，欣欣向荣。现在，我国已由原来不生产胶乳制品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胶乳制品生产大国了。单避孕套一种产品，现年产量就已达50多亿只；产品除满足国内需求外，还远销欧美、南非、中东、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在开创我国胶乳制品工业的征途中，我们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是功不可没的；另一方面，就避孕套对推进实施我国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来说，我们所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然而，有人说：搞胶乳应用研究是轻工部的研究所的责任；我所是农业部的研究所，只负责进行胶乳初加工的研究。你们参加深加工的制品试验是不务正业。对此，我们则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生产，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之间有一定的分工，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那是应该的；但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只要革命和建设需要，打破原定分工界线，灵活地掌握分工合作原则，组织开展不同系统单位之间的协作，那也是无可厚非的。如果这也叫“不务正业”，那我喜欢这样的“不务正业”。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