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臣闻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缘近岁以来，赏罚之典，或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则赏罚何以沮劝乎！……伏望陛下临决大政，信任正人。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虽近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在陛下力行而已。
　　——【北宋】包拯《上殿札子》
　　释义
　　包拯，宋仁宗时任监察御史，后官至枢密副史，为官刚正，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是古代清官的典型。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被百姓誉为“包公”“包青天”。
　　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旱魔肆虐，民不聊生，山泽之间多有乱起。时包拯自京奉转运使移任陕西转运使，沿途所见，令其骇然。他深感亢旱之灾不足惧，深惧者乃“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因此写下《上殿札子》，上呈仁宗皇帝。针对有法不依、执法不明的弊端，包拯指出法令是固国之本，颁行法令一定要慎之又慎——“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只有慎行法令，取信于民，则祸乱自平，天下易治。他劝谏宋仁宗说：“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意思说，只要法令畅通，纪律和风气自然清正，那么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国家，也没有不能教化的民众。包拯“以法律提衡天下”的法治主张及其执法如山的法治实践，给后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借鉴。
　　解读
　　为官之义在于明法。无明法不足以正纪纲，无纪纲就不能护公正、张道义。习近平同志引用这句名言，就是要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落实，领导干部应该带头依法办事、执法严明、遵守纪律。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此作出具体部署。如果法律只是挂在墙上、写在纸上，不能落到实处，法度就会变得模糊不清，纪纲就会变得松懈无力。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正是要求领导干部摒弃好人主义和私心杂念，使法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从而形成全民守法的社会风尚。（摘自《习近平用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