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迁，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党员干部都需要重视家庭建设，管理好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属，谨防腐败之门从身边打开。纵观古代历史，不少官员经受不住枕边风而大肆受贿，抑或是为了同族同宗之利大开方便之门，又或是为了身边人员之情走上不法之路，最终都身陷囹圄，遗臭万年。但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官清正无私、谦和内敛，严格约束身边人，将家庭建设成为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门坎。

    东汉王良，建武三年（27年）出任谏议大夫，后历任沛郡太守、太中大夫、大司徒司直等官职。据《后汉书·王良传》记载，王良担任大司徒司直期间，不仅恭谨俭约，甚至连妻儿都从来不到他的官署去。他对待自身生活也是一切从简，盖的是布被，用的是粗糙陶器。有位掾史有事路过王良老家想拜见其妻时，看到一位“布裙曳柴，从田中归”的妇人，便问道：“我司徒史也，故来受书，欲见夫人。”妇人曰：“妾是也，苦掾，无书也。”作为司徒的夫人，低调到连她丈夫下属都不认识她，可见王良从未以身居要职来凸显个人地位，也从未以官职来为家庭谋求非分的收益，而他的妻子也能理解和支持王良的做法，最终成就了一代名臣。

    晋代刘弘在担任镇南将军时，曾劝阻朝廷任命他的女婿为襄阳太守。据《资治通鉴·晋纪七》记载：刘弘担任镇南将军、荆州刺史时，荆州主要官吏职位多有空缺，于是请求选才补任。经过一番考量和比较之后，刘弘推荐了皮初任襄阳太守。但是朝廷“以初虽有功而望浅”为理由拒绝了刘弘的请求。相反，朝廷却推荐了他的女婿。面对这种情况，刘弘对下属说道：“夫治一国者，宜以一国为心，必若姻亲然后可用，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他上表认为不应该任人唯亲，还是推荐皮初任襄阳太守。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事后，刘弘上奏章曰：“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皮初之勋，宜见酬报。”这种对制度的尊重、对亲眷的严苛、对下属的关爱，更加凸显了刘弘以国家社稷为重的高尚情怀。

    对于官员来说，“家”的范畴，不仅仅指妻子儿女，延伸开去，还包括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员。因此古代廉官十分注重对身边人和下属的约束，使其不敢越轨行事。清初名臣于成龙在黄州上任伊始，便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当时贿赂公行、请客送礼甚嚣尘上的风气，于成龙发出《严禁馈送檄》，利用中秋节之机，从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出任两江总督后，于成龙还制定了《示亲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使得当时社会出现弊绝风清的局面。

    清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彭玉麟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始终保持清廉本色。咸丰四年（1854年）冬，彭玉麟因军功被朝廷奖励四千两白银，他却将其全部用于救济家乡。他在给叔父信中说：“想家乡多苦百姓、苦亲戚，正好将此银子行些方便，亦一乐也。”要求他叔父从中拿出一些银两在家乡办所学堂，期望为家乡“造就几个人才”。彭玉麟对家乡百姓慷慨解囊，对自己和家人却甚为严苛，当他得知儿子花费两千串铜钱修葺家中老屋时，去信严词斥责：“何以浩费若斯，深为骇叹。”“起屋买田视作仕宦之恶习，己身誓不为之。不料汝并不来信告示于我，遽兴土木；既兴土木之后，又不料汝奢靡若此也。外人不知，谓吾反常，不能实践，则将何颜见人！”其实，他儿子修葺后的老屋不过三间土墙瓦屋而已。

    在严管家人的同时，彭玉麟对身边人监管同样严格。光绪十年（1884年），彭玉麟奉命办理广东防务，驻扎在南石头。是年除夕，他想弄点新鲜鲤鱼做汤，于是吩咐厨子到市场上购买，但是市场都没有，只有一户姓洪的人家有一尾鲜鲤鱼。洪姓人家原来是武技教头，年老隐居在河南岸。厨子到了洪家，打算用钱买下那尾鲤鱼，但是洪某坚决不要钱。厨子说：“宫保有命令，买东西不付钱的要杀头，现在你不要钱，徒然加重我的罪。”事情虽小，却折射出彭玉麟为人正直、为官清廉。

    家属或亲友，都是官员的特定关系人，他们清廉与否对于官员廉洁从政至关重要。廉洁的“特定关系人”是领导干部抵御腐败的一道有力屏障，贪婪的“特定关系人”往往是领导干部滋生腐败的一道催化剂。历史上有多少案例表明，官员违纪违法是“栽”在家人和身边人身上的，教训可谓惨痛。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家不清何以清世风。要当一名清官，不但要严于律己，还要管好配偶、子女和下属，教育他们为社会多做贡献，更要敢于在亲属问题上向私心、私情开刀，真正做到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坚持做到从头管起、从严管起，尽最大努力防止腐败之门从身边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