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70张照片70个故事 | 郑一心:“凡是热作处,必有宝岛人” 我见证了茅草房里诞生的大学
【编者按】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或许在漫漫历史长河里只是弹指一瞬,但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日益美好。为此,南海网推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策划——开设“70年·70张照片·70个故事”专栏,广泛征集70张老照片、70个动人故事,通过光影世界的“时光机”,回首70年间神州大地的沧桑巨变,讲述普通百姓的家国情故事。
我叫郑一心,海南文昌人,今年84岁了,退休前任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研究员,原院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84岁的郑一心向南海网记者讲述了60多年前的奋斗史。林红生 摄
1958年7月,我毕业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前身),同年,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从广州迁至海南,并在海南儋县建立华南热带作物学院,这两个学院,就是很多海南人至今都在习惯的称呼热作两院。
一个甲子过去了,作为首批的创业者,我亲身经历了许多创业往事。这些往事,并没有随时光的消逝而忘怀,一切仍回荡在我的心中。
在远离城市的荒野上,创办一所热带作物高等学府,既无城市作依托,又无高楼大厦作校舍,同时缺少师资与教材,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刚从广州迁来的教职工,在讨论研究所和学院的建设方案时,一致同意把这片从来没有名称而已定为所院地址的热土地,正式命名为“宝岛新村”。从此,在海南岛的地图上,就有了“宝岛新村”这个位点的名称,并一直延续至今。
初来乍到,我只看到刚刚盖好的十六个茅草房散落宝岛新村的山坡上,没有一幢瓦房,没有大门,也没有任何学院的标志。谁又能想到这竟然是一所大学?我报到后被安排在草房中住,我们与学生吃住在这里,上课学习在这里,所以,我们把这所学校称为“草房大学”。
华南农学院派出的先遣教职工有董建华,李锦厚教务长、畜牧学黄照教授和植保学讲师朱麦拉4位,他们是分批下到海南的。
草房上马的大学开学伊始,教室当然也只能是在草房里。除了架上块木质黑板外,什么采光、音响等教学设备全部无从谈起。上理论课尚能将就,有块黑板和几支粉笔即可;但实验课呢,就麻烦了。
记得董建华老师第一次上植物学实验课时,学院没有实验仪器和设施,只能向研究所借了两台显微镜,用胚板制成的木桌做实验台;学生排成两列纵队入教室,依次轮流学习显微镜操作并观察细胞结构的徒手切片和绘图;董建华老师则在一旁指导、讲解,回答学生的提问。然而,不管“草房大学”当时是怎样的一无所有,老师们总能想出办法完成理论课和实验课。
1958年9月11日,这是第一批教师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
当年12级强台风自东而西横扫海南岛。宝岛新村也不能幸免。一些从内地来海南的教师还不知台风是啥样,算是长见识了。
当时“草房大学”尚不供电,晚上用的是煤油灯,大家听不到天气预报,对台风的光临,一无所知,毫无准备。
下午天气还好好的,天上云色泛红,但移动速度极快,其实,这就是台风来临的先兆。一切似乎与平常一样。可是,到了晚上,风力逐渐加大了,越刮越大,风已大到草房里的油灯也点不亮了,我们竟然仍躺在床上,没想到做任何准备。夜更深了,风也更大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天夜晚的风力超过了12级,肆虐的风雨阵阵刮来,屋顶的茅草不断地被掀开、卷走,糊墙的红泥被不断地冲掉、流走,参天大树也被吹倒、刮断,有的草房被强台风刮斜。我住的草房虽没有倒塌,但是室内漏雨透风,室外风雨交加,漆黑一团,走也不能走,卧也不能卧,只好戴着帽子坐在床上。
有不少茅草房实际上已经倒了,强劲的风夹着大雨,将草房向南压至倾斜,越压越低,草房倾倒,近及地面,好在草房是慢慢倒下的,没伤着人。
危急中,不少同事逃出草房。挤到旁边尚未倒塌的草房中,和别人挤着睡了一晚。当时年轻啊,除了困得慌,脑子里什么危险意识都没有。
第二天,雨过天晴,阳光灿烂,奇怪的是,昨夜被台风吹倒了的草房,经台风回南吹移后,又被扶正了过来。茅屋里被泥浆洗劫一番。当时,大家都是一穷二白,没有成套的家具,更谈不上什么家用电器,仅仅是一些最简单的床上用品和换洗的几件衣服。将这些东西拎到井边去洗洗,再晒干,也就算是抗了一场大风灾了。
草房宿舍,四面通风,但并不透光,连白天也得点上煤油灯。房内房外都是红土地,潮湿得很。可能是因为太潮湿,新建的草房总会从顶上掉下小虫来。这些小虫究竟是来自茅草中呢,还是木条中的蛀虫呢,不得而知,反正房中满地都是虫。无奈,只能临时用破床单高高地平拉起来,权作天花板,总算好过些。虫是给挡住了,不再掉到我的头上或身上。
可是,我们的草房中,经常有蛇游走。董建华老师就经历过“灵魂出窍”的惊恐。有天晚上,他住的草房墙基处钻进一条蛇,沿着墙基的木条游走而来。董老师一阵阵惊呼,幸好,他隔墙住的保卫科长钟标文同志是海南人,见蛇不怪,挥起锄头一下就把它置于死地。然后,钟科长就在董建华房门前挖了一个洞,把蛇埋了。
不料,次日清晨,董老师刚踏出房门,那条蛇竟然再度出现在被埋的洞口!惊出一身冷汗的董老师定睛一看,那蛇因受伤过重,尽管被埋后拼命挣扎出洞口,但最后还是死了。
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到1959年夏天以后,砖木结构的职工宿舍和水泥钢筋结构的学生宿舍楼、研究大楼先后建成。我当时是单身汉,被安排在二楼的小伙房里,仅能放下一张单人床。王衡、梁本恒等老师和我做邻居,几家人挤在二室一厅的房间。住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大家谁都没有怨言,为了培养祖国的橡胶与热带作物人才,大家都默默地耕耘着。
住的问题虽然得到了初步解决,但教师、教材和其他教学设备的不足严重地困扰着初办的学院。当时,华南农学院仅派李锦厚教授和青年教师董建华、温永样等少数几位教师,大量的教师则要自己解决。
至于教材,更没有现成的。当时世界上人工种植天然橡胶已近百年,但从未建过一所正规的关于天然橡胶的高等学府,我国也没有此类高校,因此不可能有现成的教科书供参考。教学内容全得靠老师自己从国外文献与实践经验中寻找。许多老师为了上好每一节课,到图书馆找资料,坐办公室写讲义,夜以继日地备课,连星期天也不休息。
1960年,我从事热带经济作物一一可可的研究时间不长,专业理论与实践经验都很欠缺,但是,当时研究所专职从事可可研究的只有我一人。因此,学院也只好从矮个子中挑高的,要我参加《热带作物栽培学(高等农林院校试用教材)》可可部分的编写。以后,援外教材《热带作物栽培》的可可部分也由我负责编写。
当年轻的学院还没有站稳脚跟,一场全国性的经济困难又迎面而来。当时国家与社会所能供应的物资十分紧缺。教职员工每人每月的口粮定量只有9.5公斤,大学生也只有11公斤。这些口粮中还配搭番薯干,有的甚至发了霉。至于食油和其他副食品也少得出奇,每人每月都很难得到半斤猪肉与食油。当年我们大都是20多岁的青年,血气方刚,风华正茂,这些口粮和副食品肯定不够吃,那时候真是饿啊!
记得当时缺少食油,有人就用处理后的橡胶籽油炒菜;没有香烟,大家就用木瓜叶、番薯叶晒干揉碎当烟抽;没有肉吃,有的同志就拣拾非洲大蜗牛,用草木灰除去黏液后吃;还有的同志培养一种食用菌当“人造肉”。总之,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找来填肚子,并且冠之好听的名称,如把野菜、空心菜、番薯叶称为革命菜、无缝钢管、满年青等等。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院党委发出生产自数的号召,组织大家开荒种番薯、木薯与蔬菜,才逐渐改善了大家的伙食。虽然当时的条件相当艰苦,但全体教职员工和大学生个个都怀着饱满的热情,投身到科教事业和学习中,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1988年,郑一心(左三)与同事们参加“迁所建院”30周年大会。讲述者供图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创办确实遇到不少困难,但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全体教职员工的艰苦奋斗下,这些前进中的困难都迎刃而解了,后来成为我国独特的、唯一的热带农业科研教学中心,在橡胶与热带经济作物的育种、栽培和加工领域中均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在培养造就橡胶、热带经济作物的科技人才方面也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使“凡是热作处,必有宝岛人”成为现实。
讲述人:郑一心 退休前任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讲述时间:2019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