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派出的科研专家，每次在攀枝花讲课，那里的农民晚上都会打着手电筒走十几里山路赶来听课。”说起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10多年来帮助攀枝花打造全新的芒果产业的成绩，院长王庆煌首先想到的是这一幕。

　　“我们的专家每次到广西，农民们不把我们喝醉了不让回去。”说起热科院的高产木薯品种华南5号帮助广西农民免遭冰冻雨雪灾害损失，王庆煌首先想到的是农民质朴的情和灿烂的笑脸。

　　满足农民对科技的渴望，是他最大的责任，农民的信任和他们致富后的笑脸，则是他最大的自豪。27年来，无论是作为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还是作为热科院院长，王庆煌心中时刻想着农民的需求，执著地扎根在热区农业科研一线。

揣一颗农民情怀，潜心研究10余载，开创年产值数亿元的香草兰产业

　　1984年，21岁的王庆煌从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毕业，作为15个留校学生之一，他的老师、时任院长黄宗道院士问：“你们谁愿意到兴隆试验站去啊？”当时的兴隆试验站（香料饮料研究所前身）是全院条件最艰苦的单位，没水没电，荒凉的院落里只有几栋小房子。

　　“我当时不知道兴隆很艰苦，也没有什么动机，就举手说‘我去吧’。黄院士高兴得第二天在毕业典礼上把我大大表扬一番。为什么表扬我呢？黄院士后来跟我说，这是要你没法反悔。”说起这段往事，王庆煌哈哈大笑起来。

　　到了兴隆后，他被安排在新成立的香草兰课题组任一名普通技术员。香草兰是热带香料植物，被誉为“食品香料之王”，经济价值巨大，鲜豆荚每公斤市场价高达100多元。早在1961年，香饮所就从国外引种几十株香草兰，但种了20多年，既不开花，也不结荚。

　　初生牛犊不怕虎。王庆煌看准了香草兰有望为农民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便一头闯入了这一神秘的芳香世界。

　　“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查，一切都靠自己摸索，我前后花了9年时间，最后填补了这项空白。”9年的艰辛付出被王庆煌短短几句话说完。事实上，这背后不仅有心血和汗水，更重要的是不怕失败的坚毅、执著。

　　为了搞清楚香草兰究竟在什么时间开花，王庆煌拿着铺盖卷住到基地，夜里上好闹钟，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棵棵地观察记录。一年，摸索出香草兰的开花时间；两年，掌握了香草兰花开季节长的特点；三年，他发明了“签拨授粉法”。很快，香草兰的枝头挂满了翠绿的豆荚。

　　他还采用人工荫棚栽培的方法，突破香草兰栽培的关键技术，植后两年即可开花结荚。 （下转A7版）

　　（上接A1版）在试验条件下，亩产干豆荚42公斤，超过国外亩产20至27公斤的水平，成为我国香草兰生产的重要示范。

　　然而，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新的问题又来了。香草兰内含200多种香兰素，但鲜果却没有香味，需进行发酵生香，能否成功，温度、时间、湿度的有机组合是关键环节，稍有不慎，结果截然不同。这一初加工技术是香草兰产业化、商品化的关键。

　　他又把铺盖卷抱到实验室，一住就是6年，技术瓶颈被他一一突破。为了将科技成果转化，他又陆续开发出香草兰茶、香草兰香水系列产品18个，年产值达2000多万元。就这样，经过15年的科研攻关，他开创出一个年产值数亿元的香草兰产业。

　　“在香草兰的研究过程中，每个环节都是全新的领域，每解决一个难题，我都有一种实现人生价值的自豪感和成就感。”王庆煌说。

　　如今，虽然身为院长，管理性事务繁多，他仍要抽出三分之一的精力放在香草兰研究上。他说，在国外，香草兰广泛用于名贵香水、高档洋酒和香烟中，这方面国内目前仍是空白，“我们有义务研究出中国自己的香草兰香料。”

勇挑重任，开创“科研、开发、旅游三位一体”新型热带植物园工程技术模式，实现一举多赢

　　1995年，原定前往巴西做3年访问学者的王庆煌，突然被任命为香饮所所长。

　　“那是香饮所最困难的时期。”现任香饮所所长邬华松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兴隆自然灾害频发，台风吹掉了原先香饮所赖以生存的经济作物，连工资都不能足额发放。“断粮了，经费越来越少，人才大量流失，1984年毕业的大学生在1995年之前基本上走完了。”

　　王庆煌带领全所职工想办法，无奈屡试屡败。他反复追问：香饮所拥有2000多种热带种质资源，又有一批科研人才，如何利用手中的资源和技术优势，为职工谋福利，也让周边农民看到科技致富的力量？

　　王庆煌提出“科研、开发、旅游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在香饮所的基础上建设兴隆热带植物园。简单地说，就是敞开院门，将科研院所向游客开放。正因为这一创举，才有了如今在国内声名远扬的“兴隆热带植物园”。

　　这一条路走对了，但也走得特别艰辛。没有一分钱经费，王庆煌号召全院职工投身建设第一线，砌石块、灌水泥、铺草皮，每人每周至少义务劳动2天。

　　他指着一条别致的鹅卵石小路对记者说：“当时分配给退休职工每人4米，在职职工每人8米，它是全所职工一同铺出来的新路。”

　　1998年的一个星期六，海南省旅游局局长来到香饮所，打听所长在哪，有人指着一位皮肤粗糙、肤色黝黑的工人，局长见了这位工人问：“谁是所长？”“我是。”王庆煌边说边起身笑吟吟地回答。

　　“局长看着我愣了半天，回去后派专业人员免费帮我们搞规划设计建园区。”回想起自己艰辛而曲折的往事，王庆煌报以谦虚的一笑。

　　1997年园区建成雏形，当年就见了效益，到园游客达10万人次，年收入达到40万元。很快，香饮所启动产品研发，到2002年已初具规模，开创了香草兰茶、胡椒、可可、咖啡等8大系列49个品种，成为植物园新的经济增长点。

　　“园区的建设实现了一举多赢。”邬华松说，首先，市场需求促进了科研成果的物化；其次，园区每年2000多万元的利润中30％用于反哺科研；第三，园区建设促进了种质资源的保护，并且引进了更多新的品种；第四，实现了对热带作物资源的科普宣传。

　　如今，兴隆植物园已成为一家4A级旅游景区。据初步统计，1997年至今，该园累计接待参观者1000多万人次，实现利税1.1亿元，新增社会效益40多亿元，成果转化率达90％，用于反哺科技的研究经费达数千万元。

　　“科研、开发、旅游三位一体”模式成果获农业部科技成果转化一等奖4次、二等奖1次，植物园也被中国科协授予全国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

　　带领全院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构建服务热区的一流科研创新团队

　　2004年，王庆煌出任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院长。作为国内研究热带农业的最高科研机构，他告诉自己，心中必须装着整个热区，装着热区9省1.3亿农民对科技、致富的渴望。

　　他号召全院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上任7年时间，王庆煌一面带领全院专家搞好农业应用技术基础研究，一方面身体力行地充当一名高级农技推广员。

　　王庆煌说，所谓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就是让成果走进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家，而不仅仅用来评一个职称。这是他搞农业科研的终生理念，也是他的农民情怀。

　　2008年1月，广西遭遇百年一遇的冰冻雨雪灾害，几乎所有的木薯苗都被冻死，农民的收入泡汤。王庆煌和几位专家立刻飞赴广西。到受灾现场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补种。为不误农时，王庆煌和专家们迅速返回海南，从各市县木薯示范基地收集种苗，不到48小时，6卡车120吨木薯种苗种在了广西的薯地上。

　　由于热科院支援来的木薯是华南5号优质优产的品种，亩产可达3.5吨，是传统品种的两倍多。这不仅没让广西的木薯种植户因为灾害受到损失，反而收入还高于往年。如今，广西境内华南5号的种植面积已达200万亩。

　　上世纪90年代末，热科院与攀枝花市政府建立起长期技术合作关系。从那时起，热科院先后组织近千人次的科技专家深入基层驻点，引进10多个芒果系列新品种向农民推广，还进村入户面对面地指导农民开展选种、栽培、施肥、给药和咨询、培训等产业技术服务。

　　王庆煌上任后，更是加大扶持力度，还帮助果农根除了芒果容易得细菌性角斑病的问题。如今，攀枝花地区已经成为芒果之乡，芒果种植面积达20多万亩，产值超过2.5亿元。

　　2009年，13名攀枝花果农代表驱车千里，专程送来一个用巨型石头雕琢成的大芒果，还写了一封报喜信。信中说：“我们最最敬爱的专家，说什么都没用，千言万语一句话，感谢您帮我们致富……”

　　每每听到这样的夸赞，王庆煌总是无比地满足：“这是最大的成就感，正是这个原因，让我始终舍不得离开热农科研这个岗位。”

　　王庆煌对工作的执著劲儿感染着身边的人。热科院品质资源所所长、研究员陈业渊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没有对事业执著的爱是不可能如此投入的，王庆煌院长是典型的‘白加黑’‘五加二’。他执著得近似于木讷。”

　　王庆煌带出了一支“疯狂”工作的科研团队。热科院7年获得88项省部级、国家级科技奖项；在基础研究领域如木薯基因组学、香蕉枯萎病重要致病菌基因组学等方面取得重大创新突破；大面积推广7－33－97橡胶、华南5号木薯、组培巴西香蕉苗、脱毒甘蔗种苗、晚熟芒果等一大批优良品种，推动了热区农民增产增收。　

　　但是，当人们说他特别执著、特别能扎根、特别能奉献时，他说，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品质和功劳，这是热科院全院科研人员共同的品质和功劳，他们都是传承者。

　　热科院建设于战略物资紧缺的1952年，当时，一大批老一代科研专家义无反顾地抛弃大城市的繁华，来到海南农村毒蛇蜈蚣出没之地，住“草房大学”，以“两薯”挂帅（靠红薯、木薯充饥），开荒种胶一干就是一辈子。

　　“那是真正的艰苦，我们是他们的学生，我们在传承着他们的精、气、神。”王庆煌谦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