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1年从儋县宝岛新村的华南热作两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前身）调到位于万宁县太阳河畔的兴隆试验站（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前身）工作。初来乍到，看到一片荒凉、恬静，宛如一处小山村。这里还流行有疟疾，旁边五公里处就设疟疾防治研究站，人们流传着“万宁陵水，有命来无命回”，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尽管现在这里已发展成四星级旅游景点，旅游年收入达千万；也尽管现在离当时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我对兴隆试验站六十年代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情况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消逝而忘怀，最令我难忘的是下列几件事。
一、安置退伍兵
六十年代，我们国家遭受自然灾害与领导工作严重失误的影响，经济建设频于崩溃，兴隆试验站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吃不饱饭、买不到东西，民不聊生。当时国家为了加强海南岛农垦建设，从解放军中调一个师的退伍兵支持海南。小小的兴隆试验站也要安置二十多名退伍兵，连同他们的家属共约五十人。上级只给安置任务，没有投资、不给钱，兴隆试验站对此既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增加了五十人的力量，为难的是这五十人的食住问题怎么解决。面对这些困难，人们不是垂头丧气、束手无策，而是纷纷提出各种建议。最后站领导决定：马上组织人马上山砍小木条，用小木条与泥浆将一间14平方米的房子从中间隔成两间，每小间房只可以放下一张双人床，一概没有家具、摆设，这样将就住上一家。可以想象，这些当时都是25岁左右的青年夫妇住在这样透亮的小房子里生活是多么不方便呀！后来有的退伍兵就说，想不到兴隆试验站的生活条件这么差，远远比不上我们农村老家。
二、空手起家搞科研
兴隆试验站由于建站不久，又遭三年自然灾害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科研人员被认为臭老九，研究条件极差，科技工作寸步难行。但是，兴隆试验站的科技人员却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开展科研工作。
在开展科研工作中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试验地。我们知道，试验地是农业科研人员开展科研工作的首要条件兴隆实验站齐动手，科技人员和工人一起建造试验地。挖掘香茅、平整土地、修建梯田，日夜苦干，一个人一次挑四簸箕泥土。为了克服化肥紧缺与改良土壤，科级干部跟工人一样放下架子，不怕劳苦，到附近农村捡拾猪粪、牛粪。
在科研工作中，有些工作必须到兴隆华侨农场生产队去进行，但当时兴隆试验站穷的叮当响，连一辆公用单车都没有，外出到兴隆农场生产队也必须步行。如郑一心同志为了摸清可可的生长与开花习性，他不管刮风下雨、骄阳似火，还是寒风刺骨，都要步行到五公里外的兴隆农场香茅加工厂附近的海南第一个可可园去观察可可的生长、开花结果情况，经三年的探索，终于完成“海南可可枝梢生长及开花结果特性研究”。另外，196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兴隆试验站工作的张华昌、黄根深同志经常步行到兴隆南林等农场去观察胡椒生长情况；看到站里实验室设备简陋，无法开展分析工作，于是张华昌同志只好自己动手，修建消化炉与储水池，使无机分析顺利进行。
兴隆试验站承担研究的咖啡、胡椒、可可等作物都是近年从国外引进的外来树种，我们对它们比较生疏，但兴隆试验站的科技人员虚心肯学，他们除了从《热带作物译丛》等杂志汲取知识外，还拜访从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等国归来的植椒老农。陈封宝、林鸿顿同志经常步行到离站八公里左右的兴隆农场南旺等作业区拜访从柬埔寨、印尼等国家归国的胡椒老农，甚至同他们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终于总结出他们在国外的种植胡椒的经验。掌握了胡椒栽培技术之后，为了推广胡椒栽培技术，他们通过办胡椒栽培学习班、出版胡椒栽培小册子和举办胡椒栽培样板田等方式推广胡椒栽培技术。陈封宝同志为建好胡椒样板田，带病坚持在龙滚公社农场胡椒园和工人一起拼命工作，直至累晕倒在地。
在全站同志憋着一股劲儿搞科研、谋发展时，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严重地冲击着科研工作。张籍香同志出生在广州市一个教授家庭，五十年代于华南农学院毕业后即来兴隆试验站工作，是站里的一个科研骨干。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就被站里重点批斗、剪阴阳头，但她仍顽强地坚持科研工作。一些出身与社会关系复杂的科技人员都忧心忡忡，怕抓去批斗。1966年底，兴隆试验站科技人员和工人还停下工作回到儋县宝岛新村院本部去“闹革命”，这样，科研工作基本停止了。当时兴隆地区的胡椒正在发生瘟疫，为了制止这一病害的蔓延，张籍香等同志顽强地坚持她的胡椒瘟病防治研究工作，从而使胡椒瘟病综合防治研究获得良好的进展。
三、注重自学，努力提高自己
尽管兴隆试验站在六十年代生活困难、条件恶劣，但科技人员不忘继续学习，提高业务本领。为了不丢忘大学中学习过的俄语，黄根深同志、不时拿起俄语课本进行学习；纪力仁等同志在出差外出时也常拿着英语资料学习。陈封宝、林鸿顿、郑一心同志均是海口农业学校毕业的科技人员，为了提高自己，适应科研工作需要，他们于六十年代初先后读了华南农学院函授。这样，他们除了完成自己的科研任务外，还要利用业余时间攻读华南农学院布置的函授课程并完成函授作业。有时没有电灯，他们就点煤油灯学习到深夜。根据华南农学院的安排，他们每年还要到湛江、广州去面授。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封宝、林鸿顿由于学习与工作出色都被院聘为兴隆试验站的副研究员。1984年陈封宝还被任命为兴隆试验站站长；林鸿顿同志后来也被评为有特殊贡献专家，享受国家的特殊津贴；郑一心于七十年代初也上调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编写授外教材。
兴隆试验站的六十年代创业史虽然是短暂的，但它留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的，并将永远铭记在我的脑海中。
作者:郑一心，男，77岁，1936年12月出生，1961年7月入党，原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统战部副部长，副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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