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周恩来始终关怀党的新闻事业，不仅关注具体的办报业务，更从战略高度看待宣传在革命和建设中的特殊重要作用，对做好新闻宣传工作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留下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观点。目前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维度：一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考察，如对周恩来早期及留欧时期新闻活动的研究；二是特定新闻阵地的剖析，如围绕《新华日报》的专题研究；三是特定历史事件的研究，特别是基于亲历者回忆视角的历史叙述。这些成果对于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拟从周恩来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几个核心论断切入，结合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具体可感地展现周恩来从战略高度驾驭、应对复杂舆论局势的斗争智慧。
正确把握“笔杆子”与“枪杆子”的关系，即新闻宣传与武装斗争的关系，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我们党是从革命斗争中诞生、成长起来的，抓好“枪杆子”，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根本前提；同时，抓好“笔杆子”，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开展有效的舆论斗争，是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造就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必然之举。1940年9月，周恩来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王席君先生题词：“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这不仅是针对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对中共政治舆论污蔑和军事反共磨擦“文武两手”反动政策的战略回应，也深刻揭示了新闻宣传与武装斗争之间内在的、有机的辩证关系。
（一）“前驱”：思想启蒙与群众动员的先行
“前驱”意味着思想上的先导和行动上的基础。周恩来深知，在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和军事斗争之前，往往需要进行思想的发动和舆论的准备，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
早年赴欧洲求学期间，作为天津《益世报》旅欧通讯员的周恩来，共计撰写旅欧通讯57篇，向国内传递国际风云变幻。同时，作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的主要领导人和撰稿人，他撰写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为在欧洲的中国青年指明革命方向。这可以看作他运用“笔战”进行思想启蒙的早期实践。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任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在领导广东东江地区建立新的政权机构和群众组织期间，领导创办了《岭东民国日报》，亲自为副刊题写刊头“革命”，并将其作为办报的宗旨。该报迅速成为国民党在潮、梅、海陆丰地区的主要党报，在唤起群众革命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前驱”作用。全国抗战爆发后，发挥“笔战”的先导作用更为重要。七七事变后第三天，周恩来即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一张党报”。经多番交涉，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创刊，成为我们党在国统区公开的机关报，吹响了“鼓励前进的号角”。此外，在周恩来指导下，1937年8月，筹办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救亡日报》，1941年在香港建立了“对‘南洋’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华商报》。这些阵地充分发挥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为反对北洋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枪战”积蓄了深厚的爆发力。
（二）“后盾”：舆论掩护与革命阵营的支撑
相对于“前驱”的思想动员与舆论造势，周恩来所指的“后盾”，更侧重于守住阵地与稳固人心，旨在为革命斗争“护航”。他深刻认识到，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发挥好“后盾”作用，既要构筑舆论防线以抵御敌人的政治污蔑，又要拓展统战阵地以打破政治孤立，从而为武装斗争提供可靠的政治掩护和广泛的社会支撑。
首先，新闻宣传通过及时出击，为武装斗争提供有力的掩护。在国共磨擦不断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常利用其宣传优势“妖魔化”共产党军队，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我党我军。周恩来强调：“对敌人的欺骗宣传应该不放松地驳斥”，“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要迟疑”。这意味着，“笔战”必须在“枪战”的侧翼构筑起一道防线。一个典型的历史注脚是关于皖南事变后的舆论斗争。当国民党在军事上围攻新四军，并企图在舆论上将其定性为“叛军”时，周恩来悲愤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由《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新闻检查刊出。这不仅仅是情感的宣泄，更是党在极端困境下，利用新闻宣传抢夺事实解释权的经典战例。它让大后方民众看清了事实真相，使舆论风向迅速扭转，成功阻止了国民党在政治上彻底消灭新四军的企图。除了在国内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重视“笔战”，面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周恩来同样高度重视宣传的作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周恩来审定并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对如何使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当前形势、消灭恐美心理等进行细致周到的宣传布置安排。经过切实有效的宣传教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这生动诠释了通过新闻宣传宣示战争正义性和坚定胜利信心，为军事斗争提供有力掩护的重要意义。
其次，新闻宣传通过争取中间势力，打破政治孤立，为革命阵营扩充“朋友圈”。1941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的政治封锁，党在国统区的处境一度十分艰难。周恩来清醒地分析了当时的统战局势：虽然我们在文化教育界交了不少朋友，但对具有较强经济力量的工商界，党的影响力还很薄弱，不少舆论阵地为国民党政府所占据。为打破这种局面，他领导南方局以《商务日报》为突破口，确立了“从组织内部掌握阵地”的策略，采取“挤的策略，把我们的人挤进去，把特务分子从重要部门挤出来”。不到半年，除了社长之外，该报人员就都换成了共产党的同志。改组后的《商务日报》把言论和报道转到为民族工商业代言，具体揭露官僚资本四大家族限制、扼杀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把反共的工具变回为商界立言的报纸。周恩来高度评价这一成绩：“重庆商务日报这段工作做的不错，1941年我党在重庆还比较孤立，只有文化教育界人士敢于接近我们，商务日报动员工商界反对四大家族，工商界开始靠近我们，扩大了我党的统一战线。”在周恩来指导下，《商务日报》不光讲政治大道理，更实实在在地替受压迫的民族工商业者“说话”，成功将原本犹豫不决的中间势力争取了过来。由此得到的广泛社会支持，为处于白色恐怖中的革命力量建立了一道可靠的社会屏障。
（三）战略延伸：从“文武并进”到“两个轮子”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周恩来始终将新闻宣传看作党的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强调其特殊的战略地位。1940年8月，他在论及文化运动的作用时抚今追昔指出：“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的三个阶段中，从太平天国以后，戊戌政变的改良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文化界革命运动、新军运动，造成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运动与黄埔军校的开办，造成了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北平的文化运动及由此而起的一二九运动、救国会运动等，也起了与武装斗争配合的作用”，由此得出结论：“文化运动对中国革命是有特别意义的”，强调必须“军事与文化两条战线并进”。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将这一辩证法进行了极具远见的延伸。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经济建设这一新的中心任务，他形象地指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文教工作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学、卫生、新闻、出版等。这些，都与经济建设有密切关系。所以，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这实际上是将新闻宣传工作视为国家建设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支持，体现了周恩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战略眼光。
新闻宣传作为争夺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重要方式，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必须把牢正确政治方向。1946年1月，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政协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根本不愿意履行这些协议，一些顽固分子甚至公然地诋毁道：“政协决定不利于国民党”，“宪草原则是背叛（孙中山）遗教”。之后，国民党还倒行逆施，开始蓄意破坏政协协议。在此局势下，1946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文化界座谈会上鲜明提出：“把我们的政治意见广为传播”。在政协会议刚刚闭幕之际，这一论断的提出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周恩来深刻认识到，纸面上的协议要转化为现实的和平，必须首先在舆论场上战胜反动派的歪曲与封锁。“把我们的政治意见广为传播”，其核心意图就是要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以及政协会议的真实成果，迅速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共识，从而在全社会构筑起制约内战、保卫和平的强大舆论堤坝。当然，利用政协会议宣传“制止内战”，只是周恩来新闻实践的一个缩影。在他看来，不仅仅是关于“和平”的急事、大事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在各个方面、各个时期的政治意见，都不能只锁在抽屉里或停留在高层，必须把党的政治意见广为传播，坚决打破“关门主义”的宣传方式。
（一）明确“传播什么”：政治方向的坚守与阶级立场的彰显
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在1922年3月，24岁的周恩来就坚定指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周恩来对新闻宣传工作的一贯要求。抗战时期，作为我们党在国统区的思想明灯，《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密切配合，同时又各有侧重。周恩来在《群众》周刊创刊之初就明确指出，“《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是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在他看来，用科学的理论武装群众，帮助读者从理论的高度理解战争性质和革命前途，是党的新闻宣传的重要使命。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群众》周刊通过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设置“联共（布）党史研究资料”专栏、抓好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诞辰纪念节点刊文等多种方式，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阐释，对抗战时期国统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该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分析抗战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如刊载许涤新的《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论中国的私人资本》《中国产业资本的特质》《中国经济的道路》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剖析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对国统区病入膏肓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帮助人们从理论上彻底看清“谁在吸血”。
其次，要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周恩来看来，“政治意见”就是党的意志的集中体现，他明确提出，新闻要“充分发挥党的宣传鼓动工具的作用”，必须无条件地宣扬党的主张。周恩来为多家报刊的题词内容都体现了这一点。例如，他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新华日报》“五一”纪念专刊题词：“全中国工人阶级，在抗战中来纪念五一，实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全中国工人阶级应努力于民族解放，以谋自身的解放；另一方面，应联合全世界工人阶级反抗暴日的侵略，以保障世界和平。”为《救亡日报》题词：“巩固和扩大救亡阵线，动员起千万万的群众，赶走日本强盗出中国！”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纪念“七七”两周年题词：“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讧！发动全面战争，反对包办压制！”以及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为纪念《南侨日报》创刊3周年题词：“为宣扬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这些言简意赅的题词，指明了报刊的前进方向。不论是宣扬党的团结抗战政策，还是宣扬新中国的建国纲领，都是传播党的声音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党报必须姓党，这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属性。
周恩来不仅明确了宣传的主要内容，还强调，“党的政策必须适时地向群众公开”，如此，“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为此，他把在关键时刻使党的方针政策迅速、准确地公之于众，作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职责，每逢历史转折或重大突发事件，总是第一时间指导党报发表声明或社论，表明党的态度，让群众心里有数。比如，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的前一天，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汉口版口授最后一篇社论，郑重宣布：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在紧急关头，这种表态把抽象的战略方针变成了看得见、听得懂的承诺，让人民不因为一时的撤退而对国家前途失去信心。汪精卫叛国投敌时，周恩来领导党报党刊注重把“讨汪”与坚定全民抗战信心结合起来。1939年1月2日，他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明汪之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团结，也不能损害中国抗战力量。同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汪精卫叛国》，批判了汪精卫之流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的亡国论调，通过舆论向民众表明党“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1946年国民党强行召开伪国大时，周恩来立即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并刊载于《新华日报》上，向各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不承认”的抵制态度，划清了政治界限。这一系列发声行动，目的就是在众声喧哗中，把党的立场讲清楚，把是非曲直讲明白。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依旧高度重视通过新闻宣传传达党的政策主张。1954年4月，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在美国公然宣传反对停战，策划扩大战争，动员舆论叫嚣的情况下，周恩来嘱咐《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加进四句话：“我们不侵略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人的侵略行为；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反对任何人的威胁行为；我们不干涉别人内政，也反对别人干涉任何人的内政；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别人对我们的任何武装侵略，我们决不会置之不理！”这四句话掷地有声，既是立场的宣示，更是政策的定调，向世界宣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
（二）解决“如何传播”：统战思维、表达艺术与策略分寸
宣传既要讲动机，更要讲效果。要突破封锁，实现把党的政治意见“广为传播”的目的，需特别注意宣传的方式方法。为此，周恩来构建了一套立体化的传播策略。其一，要想方设法扩大宣传渠道和范围，使党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抗战时期，受限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周恩来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投寄稿件到各中间性报纸去”，要“接近各种报纸，即使是顽固派的报纸，他们的编辑也不都是顽固的”。周恩来深知，如果光靠我们自己的一两张报纸，很难冲破国民党严密的封锁圈。通过给中间报刊投稿，实际上就是利用合法的公开平台，把党的声音送进敌人的舆论阵地里去，让党的主张传得更远、更广。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导致物价飞涨，国统区民众的反抗浪潮风起云涌。为了加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也给国民党党群关系再“添一把火”，1947年5月，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蒋管区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中指出，要“将党的宣传工作，侧重于以群众中有职业有地位人物，利用公开刊物、报纸、集会，批评时政，增强不满”，从而在合法斗争中加速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其二，要在提升传播效果上下巧功夫。周恩来反对枯燥的说教，他多次强调，新闻报刊“一方面要注意站稳立场，另方面也要活泼、巧妙，不能呆板”，“稿子要写得精简生动，才有人看”，“文字宣传上，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周恩来还注意具体用语对宣传效果的影响。1952年5月，就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宣传报道工作，周恩来在致李克农、乔冠华的电报中指出，“在我们的发言和新闻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词句，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不易采用”，应“注重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国内方面亦将采取同样的方针”。这种传播策略，不仅让党的政治意见“传得出去”，更让不同阶层的人“听得进去”。其三，要坚守“内外有别”，把牢舆论传播的政治底线。周恩来所强调的“广为传播”是有原则、有底线的。他明确提出：“一切工作计划和工作内容的发表必须视其范围和时间性而定其详略”，强调宣传要坚守“不泄密原则”。他将秘密渠道与公开渠道严格区分，要求“将党的广播言论、解放区胜利消息，经过极可靠关系，辗转秘密散布”。这种严密的纪律性，确保了白色恐怖下党的宣传工作既能广泛发动群众，又不会对组织安全造成威胁。
周恩来所理解的“广为传播”，绝非仅仅是传播范围上的广泛覆盖，更是指能够真正触及人们内心，被人们所理解接受，并最终转化为思想上的认同和行动上的追随。这就对党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扎实的理论功底，还要具备高超的业务能力和宣传艺术，善于将深刻的政治性、思想性巧妙地蕴含于报道的生动性、可读性之中，真正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办报为了谁？这是决定办报成败的根本问题。1947年初，全面内战的炮火已彻底粉碎了和平的幻象，身处国统区的《新华日报》面临着即将被查封的险恶境地。在生死存亡的考验下，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创刊9周年题词：“为人民喉舌，为人民向导，继续努力，坚持不屈，来迎接民族民主的新高潮。”周恩来提出的“为人民喉舌，为人民向导”，不仅是对《新华日报》同仁在险恶环境中坚持斗争的勉励，更深刻回答了新闻宣传工作“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这与国民党因“怕群众”而封锁消息、编造谎言，把人民蒙在鼓里的做法有着根本不同。
（一）“喉舌”之意：深入群众生活与诚恳接受监督
所谓“为人民喉舌”，侧重于“从群众中来”，强调依靠群众、反映民心，使党的宣传工作真正成为人民表达意愿、吐露心声的窗口。
首先，必须深入群众，体察民情。抗战时期，《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陆诒有一次找周恩来说：“最近时局沉闷，新闻线索少。有的报道枯燥乏味，读者也不要看。 ”周恩来对此分析道：“这是因为你没有深入群众，不了解读者的愿望和要求。”同时指出：“除了必要地采访一些上层活动外，可以着眼于群众。”“到茶馆里去坐坐，听听群众在谈些什么，想些什么。”这些指导意见推动了《新华日报》采访工作作风的转变，使后续刊发的内容真正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真实状况和愿望要求。
其次，必须虚怀若谷，接受监督。周恩来深刻认识到，群众监督是保持党报纯洁性和战斗力的防腐剂。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求《新华日报》“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该报发表社论《敬告本报读者——请予本报以全面的批评》，把报纸与读者的关系比作“鱼水之不可或离”，强调若无批评，“就像一盆芬芳的鲜花，缺少了清水的灌溉，终于会枯竭的”。同年，《新华日报》“团结”副刊创刊，周恩来在发刊词《“团结”的旨趣》中指出：“我们自信”，经过近5年奋斗的《新华日报》“在党的方针下，尽了他为团结抗战的号角为人民大众的喉舌的任务的”，“但毋庸讳言的”，也“存在许多缺点”，我们筹设“团结”副刊，是为“做我们自己的反省功夫”。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9周年之际，以编辑部名义发表文章《检讨和勉励——读者意见总结》，从编辑方针、言论、新闻版面、通讯、副刊等多个方面，细致整理了长期以来读者对改进《新华日报》提出的各类建议，大量摘录了读者来信原文，并在文末诚恳地表示，“要更深入地来研究这些意见，检讨我们的缺点，使本报能逐渐在各方面都有改进，以符读者诸君的殷切期望”。周恩来深刻认识到，只有真正让群众说话，让群众监督，报纸才能真正代表人民，大家才会真心信服。
（二）“向导”之责：理论指引与分类传播的有机统一
所谓“为人民向导”，侧重于“到群众中去”，强调教育群众、引导舆论，为人民指明奋斗方向。
首先，重视以科学理论驱散迷雾、指引航向。新闻舆论不仅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政策，去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周恩来对《论持久战》的大力推介与宣传，就是体现这一“向导”作用的经典实践。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周恩来深知，宣传《论持久战》意义重大。《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取得周恩来同意后，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1939年2月，周恩来在桂林同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等谈工作时，专门强调要注意宣传《论持久战》的思想。他还将《论持久战》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将其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特别是 1938年10月7日至9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以连日社论形式发表长篇文章《论目前抗战形势》，文章开篇即指出：中国“只有坚持长期抗战，才能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宣传《论持久战》的科学论断和正确抗战战略的基础上，周恩来结合当时武汉告急，一些悲观论者又怀疑抗战前途，而一部分侥幸论者想从孤注一掷中挽救这个危机的情势，冷静分析指出：“保卫武汉的战斗，从整个抗战的形势看来，它只是第一阶段能否即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关键，而决不是能否继续长期抗战的关键。”这篇文章发表后，还印成小册子大量发行，使许多人从惶惑中看清前途，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与传播，以及周恩来结合抗战形势的阐发，有力驳斥了当时广为流传的“速胜论”“亡国论”错误观点，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这一实践生动说明了新闻宣传的大用途：它不光是用来传递消息的，更要在紧要关头点亮一盏明灯，让人民看清该往哪儿走。
其次，强调根据不同读者特点办报办刊，提升引导实效。周恩来反对“千篇一律”，主张根据不同读者群体的特点进行差异化引导。《救亡日报》创刊后，周恩来一直关注着这份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的发展。1943年4月，《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报社情况、报纸销路以及各方面对报纸的反映后说道，你们的报纸如果“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救亡日报》认真贯彻周恩来的指示，使该报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958年11月，在同中共港澳工委秘书长祁峰谈办报问题时，他再一次指出，《大公报》《文汇报》如果都用新华社电稿，是很难与别的港报竞争的。报纸的副刊要有思想性。港闻版不仅要报道对敌斗争的内容，还应当适当增加一些群众生活内容，不要脱离中间群众。写评论也要适合当地群众的水平，《人民日报》社论在香港不一定都登载。刊载内容的差异化，还表现在新闻撰写时的统筹兼顾。1949年4月，周恩来在对新华社的谈话中指出，写新闻、评论要照顾各个方面，当前特别要照顾好你们不熟悉的，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你们的报道要充分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当然，在周恩来看来，“分”是手段，“合”才是目的。分类指导就像是“过河的桥”，不能光修桥却忘了过河。只有用不同群体听得懂的语言去讲同一个道理，才能让党的主张走进千家万户，真正发挥引导作用，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人民喉舌”与“人民向导”这两个角色定位，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如果离开了人民性，所谓“喉舌”就可能异化成为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发声的工具，甚至成为压制民意的工具；所谓“向导”也可能因为脱离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和根本利益而迷失方向，甚至将人民引向歧途。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把党性与人民性统一起来，新闻宣传工作才能真正为党发挥好“喉舌”与“向导”的应有作用，永葆其生机与活力。
1950年10月底，新生的共和国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考验。国际上，朝鲜战争战火已烧至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刚刚入朝作战，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国内，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迫在眉睫，国民党残余势力与特务却仍在暗中破坏，镇压反革命运动即将展开。在硝烟弥漫、舆论环境极其复杂的时刻，周恩来于28日签署《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对新闻出版工作提出了极具战斗性的要求，强调要“把出版期刊当作指导工作的经常性的和锐利的武器”。将出版报刊比作“锐利的武器”，是周恩来对党的舆论斗争实践的深刻总结。在他看来，报刊不仅是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更是对敌斗争的利剑，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新闻工作都不能失去这种“战斗的锋芒”，而要使这把“武器”真正锋利无比，必须具备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拥有坚不可摧的信誉基石，即强调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二是采取高超灵活的战术方法，即强调新闻舆论的斗争性。
（一）真实是“武器”的锋刃：唯有真实，方能有力
周恩来一生视“求真”为新闻工作的底线。1950年1月，他为《新闻日报》元旦增刊题词：“为报道真实新闻而奋斗！”他还常告诫记者，“报道要符合实际”。这不仅是职业操守的训诫，更是基于战略考量的深刻判断——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任何事实的偏差、任何夸大的宣传，都可能成为敌对势力攻击的把柄，从而导致“武器”卷刃，丧失战斗力。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面对美军轰炸开城中立区，事后却矢口否认的行径，周恩来审慎把关对外发布的新闻电讯稿。1951年8月，他为毛泽东起草给李克农的电报，其中专门提到：“入侵的敌机应确定为一架，不要再说数目不详，弄得报道上前后矛盾”，“敌机所投九个炸弹，爆炸了几个，未炸的及炸了的碎片是否仍保存在原处，炸成的坑及烧焦的作物是否仍保存原状，扫射在地物上有无伤痕？居民对此见证如何？”在充分掌握事实的基础上，周恩来果断指示将详尽的调查结果通过广播以中英文双语播发，并全文刊载于《人民日报》上，义正词严地戳破对方的谎言：“事实胜于雄辩，……你方飞机投下的炸弹碎片及其炸成的土坑，炸破的岩石裂痕，烧焦的地方都还在开城会址区我方代表团住所附近原状未动地保存着，开城地区的居民也能证明当夜你方飞机轰炸和扫射的真实情况”，“只要接触到开城被炸地区的现场实际，就可看出：谁是这次挑衅事件的制造者，谁不根据事实而武断地发出荒谬绝伦的谎言”。把经得起推敲的细节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众，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明辨孰是孰非，正是这种在新闻工作中始终坚守对事实的敬畏，我们才能在舆论博弈中无坚不摧。
（二）斗争是“武器”的运用：主动出击，攻心为上
周恩来善于根据需要，在关键时刻拿起这把“锐利的武器”，打赢政治仗，展现了高超的舆论斗争艺术。
首先，善于抢占阵地，打破封锁。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独占胜利果实，“表面愿求妥协，以欺骗国人，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尤其是在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谣言甚嚣尘上。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以及批驳国民党当局编造的所谓中共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占领舆论阵地至关重要。在重庆谈判期间，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尚未建立和稳定的混乱期间”，“利用合法团结群众”，周恩来力主“我党在沪必须筹备一大的党报和通讯社”。1946年5月，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文中明确提出，“南京、上海已成为反动舆论中心，谣言之盛超过重庆。故我党在京、沪均应有报纸才便作战与动员群众，否则处在围攻中，我无还手机会”。这就为我们党在抗战胜利后晦暗不明的局势下争取舆论主导权，进而争取革命主动权指明了路径。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采取一系列举措，如将《群众》周刊由重庆迁到上海出版，创办英文刊物《新华周刊》等，在敌人的心脏地带打开了宣传通道，掌握了话语主动权。
其次，善于“借力打力”，争取人心。舆论斗争的效果如何，新闻报道角度的选取至关重要。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机在 1952年6月连续两日日间轰炸了鸭绿江、长津江、赴战江、虚川江等地发电厂。周恩来专门就此事的新闻发布，向朝方提出建议：“新闻内容是否可以着重指出发电厂系为朝鲜人民服务的，不能构成军事目标，美方对之肆意轰炸，显然是有意破坏朝鲜居民的日常生活，违反人道原则。 ”在朝方发布这条新闻后，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发表社论《美国必须对轰炸鸭绿江发电厂的罪行负责》。从“违反人道原则”的角度来抗议美机轰炸的事实，揭开了美国破坏和平生活的罪恶用心。这一独特的舆论切口，更容易引发世界舆论对侵略者的谴责和对朝鲜人民的同情，从而使“武器”的打击效力倍增。
再次，善于“知己知彼”，挖掘情报。在周恩来手中，新闻报刊不仅是宣传工具，也是情报来源。朝鲜停战谈判期间，周恩来就善于从敌方新闻中获取有价值的线索。1951年12月，在他为毛泽东起草的两封谈判策略电报中提到，“敌人是否想以停止建设新的飞机场作为交换，请你们予以估计，因敌人新闻中有此暗示”；“敌人除掉现在所进行的讨价还价的办法外，甚至已在设想拿遣俘问题做他们放弃自由视察的交换，这在七日的敌人新闻报道中已有此透露”。通过分析敌人公开报道里的蛛丝马迹，来摸清他们背后的真实意图，这让“锐利的武器”不仅能用来打击敌人的要害，还能用来识破敌人的阴谋，从而帮我们在复杂的斗争中掌握主动权。除了助力谈判桌上的信息博弈，国外的新闻报道也可以作为我们比较学习的参考。《参考消息》通过选载外国通讯社、报刊等播发或发表的有价值的材料供国内参考。周恩来一直非常重视和关心《参考消息》的出版工作，强调“不能光登对中国好的反映，也要适当登一些反面的东西”。1971年10月，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友人时指出：“我们出了《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登的文章有美联社的、路透社的、法新社的等。……发行这些报刊可教育我们人民，使他们辨别是非。……不使人们进行各种思想的比较，怎么能够认识正确的主张、正确的意见？”通过比较鉴别是非，为的是增强思想的免疫力和战斗力。周恩来所倡导的“锐利的武器”，是指基于铁一般的事实、配合精准的时机和高超的表达艺术所形成的综合战斗力。“锐利”主要体现在其批判的深刻性、战斗的及时性和立场的坚定性。它要求新闻宣传在面对大风大浪时，既要有压倒敌人的气势，敢于硬碰硬；又要善于审时度势，懂得借力打力，在复杂的局势中始终把舆论斗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周恩来从学生时代就“热心从事学报，尤倍竭其力”，从《敬业》《校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办报实践中积累了初步的新闻工作经验。1915年9月，他写道：“守正不阿，严于褒贬，秉董狐之笔，执春秋之义，上报也；惟善是彰，惟恶是隐，持一见，虽败勿悔，刃锯加身而不惧，中报也；至传闻失实，随声附和，则自哙以下矣。”周恩来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对“上报”的不懈追求，将包括办报办刊在内的新闻宣传工作从单纯的业务范畴提升至党和国家战略层面，推动党的新闻宣传事业始终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并取得显著成效。周恩来提出的这些重要论断，从战略与策略、政治宣传、根本立场、斗争艺术等多个维度，高度概括了他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核心理念与具体要求，清晰展现了他的系统性思考和战略性远见，对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蕴含的智慧，对于我们今天在复杂的国内外舆论环境中做好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助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程莹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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