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端午节前，为了帮助当地发展农业，与农民搞好关系，何康、吴修一、龚硕蕙等领导，曾带领我们几个同志——曾江、郑坚端、邓平阳、方畅承、朱少霞、刘静波和我，到洛基农村支援农业生产。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干了半个多月。主要是积肥。当时的口号是：“争取粮食产量翻两番！”

     “争取粮食产量翻两番”的口号，也是儋县文艺宣传队下村表演时唱的一句歌词。看他们有关节目表演时，我们只见有个演员，头戴蒲编小帽，手拿一条树条，屁股部位裤腰后边吊着一块布垫，在台上边扭边唱。他用的是儋州方言，我们一句也没听懂，尤其对他屁股部位的裤腰上吊着布垫，更是莫名奇妙。而当地农民却看得津津有味，非常入神。后经曾江翻译，我们才知道节目的意思——演员手拿树条，表示正在骑牛；屁股部位裤腰上吊块布垫，是怕水牛背上的泥水沾湿骑牛人的衣裤。他说，当地农民骑牛下田时，一般都会在屁股部位的裤腰上绑块垫子。由于这个节目，比较新奇，所以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从此以后，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和郑坚端相遇，都会把手伸向对方，翻来翻去，以示致意。翻动手掌，是我们之间的哑语，表示“翻两番”的意思。每当如此，总会勾起我们对当年的那段回忆。

　　由于那时当地的粮食产量基数很低，亩产只有一百来斤，翻上两番，也不过400斤左右。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亩产400斤只是个低产指标；可在当年，这却是个高不可攀的梦幻。因为那时这里的稻田从不施肥。每年只育一次苗，插一次秧。水稻成熟时，拦腰收割，留着高高的稻茬，等其再生。再生稻的产量更低。反正没用多少劳力，收多收少等于白捡，他们不太在意。

　　说起积肥，其实，我们是真正的刮地皮。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没有厕所，出门不是草丛，就是树林，这里的人都在野外拉大便。听唐代明说，他在这里下放，最初很不习惯。尤其是，每天早上都要跑到外面大便，可是人在前面走，猪在后面跟，人跑到那里，猪就跟到那里，好像它就知道人要大便似的，撵都撵不走；实在没办法，只好爬到树上去拉了。唐代明还说：“这里找不到人的粪便，一拉出来，马上就被猪给消灭了。”虽然此地见不到人的粪便，而猪屎牛粪却到处可见。在村子附近的路上，离农户越近，地上的家畜粪便就越多。所以，村干部带一帮青年和我们一起，每人扛一把锄头，先从村内的路面开始，连粪带土，又刮又挖。与此同时，又让另一部分青年，到村外去割飞机草——这种草，枝嫩叶多，不但好割，也容易沤腐。飞机草要截成小段。本地没有铡草的习惯，没有铡刀，只得用砍柴用的砍刀，把飞机草放在木头上，一段一段地剁成小段。

　　至于制作肥堆，有的肥堆，置于村头路边，有的堆在近村的田头。每堆都是先在地上铺一层剁好的短草，然后蓋上一层粪土，一层一层地往上堆积，直到一人多高；然后把堆顶弄成凹坑，把水浇到坑内；最后再用稀泥涂在堆的外面，这个肥堆才算完工。

　　村民们对我们非常热情，劳动积极性也很高；尤其是村里那帮青年，积极性特别高，还要我们（除曾江年长之外，我们也都是20多岁的青年）和他们一起挑灯夜战。白天割草的青年，这时也加入到我们挖地的行列。这样一来，比白天劳动还要热闹。因为平时这里的农村，夜里都是黑灯瞎火的，所以他们才把掌灯劳动，当作唯一的娱乐，有说有笑，非常开心。

　　这次支农，是个开端。从此以后，特别是我们生活最困难的那几年，每到插秧、收割的农忙季节，我们所都会派大批人员去附近农村支援。

（刘铁山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高级实验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