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的齐国有位宰相叫田稷子，三年后休假回家，把两千金献给他的母亲。母亲问他：“你是怎么得到这些钱财的？”田子回答：“这是我当官应得的报酬。”母亲说：“做宰相三年不吃饭吗？像你这样做官，不是我所希望的。孝子侍奉父母应该做到诚实，不该得的东西，不应拿回家。担当国家的大臣不忠诚，也是做儿子的不孝。你还是拿走它吧！”田子很惭愧，回到朝廷退还钱财，下朝后就请求让自己进监狱。齐宣王认为他的母亲贤能，为她的深明大义感到高兴，当即赦免田子的罪过，让他重新为宰相，把钱财赐给他的母亲。田稷子的母亲深明大义，在家庭伦理的范围内约束自己的孩子，把官员的廉洁与对国家的忠诚、对父母的孝顺等同起来。她认为官员不廉洁，就是对国家不忠，对父母不孝。

    东晋名将陶侃的母亲“封坛退鲊”的故事更广为传颂。陶侃曾在浙江海阳做县吏，监管渔业，常有下属馈赠东西给他。有一次，一位下属送了一坛鱼鲊（也就是腌鱼）给陶侃，孝顺的陶侃马上想到乡间的母亲，便让人带给她。不曾想母亲却原封不动地将这一坛鱼鲊给退了回来。母亲在信中责备说：“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鱼鲊和回信，愧疚万分。自此陶侃一生都遵循母亲教导：清白做人，廉洁为官。明朝的张九韶称赞道：“世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则国何患无人材之用？而天下之用恶有不理哉？”

    唐朝时，有位监察御史叫李畲，有一次，派人回家送禄米。李母让人称了一下，结果多出三石，问来人何故，回答是“御史例不概”。这“不概”就是量米时用小木板把多出的米刮去。这样，发给御史的每斗米都冒尖，自然就多出一些米了。李母又问运费多少，来人又答，“御史例不还脚车费”。听完这两个“御史例”，李母勃然大怒，立即责令送还多余的米和脚钱，并将李畲斥责了一通。李畲见母责问，便追究仓官的罪责。见李畲对此事如此较真，其他御史都很惭愧。

    贤母对廉吏的教育往往是从家庭中的孝进而推延到对国家的忠。她们把公私不分、见利忘义、贪赃枉法看作是不忠不孝的行为，在家庭层面给身为官员的孩子很大的约束。这种家庭教育的结果，必然会让她们的孩子们“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遗父母忧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