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四书”之一，《中庸》中的“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通常被视为儒家智慧人格的最高境界，并通常被简述为“极高明而道中庸”。在孔子那里，“中庸”大意是指君子的礼法实践标准和认识智慧。《论语》中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种处事方式和处世智慧，即是“中庸”。在孔子看来，道德认识和实践是一种高明的学问。普通人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要么做得不够，要么做得太过。能够做到合乎规矩，不偏激不极端，无过无不及的，就是君子。

    一

    社会交往与社会实践的对象是非常复杂的，孔子要求“叩其两端而竭”，朱熹注曰：“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但事实上，事物和行为不仅有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同时还处在复杂的关系之中。因此，“两端”并不是绝对静止的“点”，不能将“中”简单理解为两端之间的等距离的中点，或者将“中”理解为对于两种对立的意见的简单调和。尤其在多种复杂因素矛盾之中，在充分考虑量变和质变、对立和统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问题上，“中”的选择需要准确的经验知识和高明智慧。这样，“中庸”除了是一种实践方法论，还是一种智慧和德行。也正是“中庸之道”要求极高，因此，孔子感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以“中和”“中道”来表示宇宙的本然状态和最高要求。这样，根据儒家“天人合一”的一贯逻辑，以及天道与人道相关联、相印证的“双向循环”之宇宙论的设定，就为个体万物与天道之间的内在关系提供了本体论的依据。“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上天有好生之德，人亦具有与生俱来的仁义、羞恶、辞让、是非之“四心”。因此《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而由天、性的同构，儒家还肯定人的“知天、事天、乐天”的能力。所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个体生命虽然有自然局限性，通过一系列持续的道德实践和观念修养，能够知其本性，知万物之本性，进而知宇宙本然之本性。有了这个超越性的观念，人即有了天地的视角，亦能时时处处践行天道“中和”之要求，获得一种超越具体生存经验的高明境界，具有完满之德性。

    二

    这样，“中庸之道”就从方法论提升为一种道德形而上学或境界形而上学，具有“以道为中庸”和“以中庸为道”两层内涵。“以道为中庸”，即《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是从万物生化发展的和谐共处、美美与共的状态，反证天地“中和”之道，是从现象推知本体。而“以中庸为道”，即宋儒程子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存的实践目标为终极价值，以天道规范人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以本体论、宇宙论为逻辑前提，以心性论和道德哲学、伦理学为基本进路，以追求道德性、价值性、超越性的哲学观念和精神境界为目标。这种义理系统将天命、本性、礼教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天道与人道、本体与功用、本质与现象、天理与人欲、道体与器用的天人合一、道器合一、体用合一的思维方式。

    从这种方式去理解“中庸之道”，“中”是形上之“体”，是天道之本然，亦是人道之应然。而“庸”则可理解为形而下之“用”，是实际的生活世界及其万事万物。“中庸之道”揭示了天道并非与生活世界隔绝，而是体现并寓于人道之中，尤其是肯定了生活实践、道德实践在君子体悟天道、成圣成贤中的逻辑性和基础性作用。所以，《中庸》开篇即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和”乃宇宙之本然状态和本质规定，也被称为“诚”。因此，《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儒家是追求成圣的学问。成为圣人，即要有体悟天道的大智大慧，而这种智慧则是在人伦日用中不断积累中获得的。

    所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人人不可须臾离道，甚至终生在践行天道，但很多人却可能“日用而不知”。在儒家看来，修道之基础恰恰是在平常的生活实践中，落实在“修身”过程中，“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所以《中庸》中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儒家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的基本要求。

    三

    此外，在20世纪上半叶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国学者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合法性。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借用“极高明而道中庸”来表述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和思想主流。众所周知，中国哲学是成圣的学问，追求的是理想生存样态和自我的精神体验，而这首先要处理世间万物（庸常世界）与精神修养（高明境界）的关系问题。冯友兰认为，肯定生活实践的价值，以此作为追求超越理想的基础，这就是“道中庸”，在社会生活中追求超越世间的普遍性、永恒性、超越性的价值理想和观念对象，进而达到形而上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极高明”。

    尊德性而道问学，体现了儒家以及中国哲学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方式、认识标准和价值取向。亦体现了一种“合内外之道”的精神境界和智慧。到达这种境界，通常认识的主观和客观的界限就消失了，个体与天道、具体和普遍、人道与天道就合而为一了，万物也一体了，这就是“极高明”。但是这种极其高明的境界和智慧就体现在“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中，就是在极其普通和平常的生活之中。冯友兰认为“中庸之道”就是讲明人人都能行的，而且是人人已经或多或少都在行的平常之事的伟大意义。

    当然，“极高明而道中庸”还在个人应事接物的具体实践中，提供了全面把握具体因素的科学方法论。在个人价值观塑造上，它确立了现实与理想、个人与天道有机统一的人生观。在人类共同体的生产实践上，它提供了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世界观。